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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无论是哪一种情形，均需要加强监督，以维护法制的统一适用。

若答案是肯定的，则试图根据程序轻微违法与狭义程序瑕疵各自具体情形的不同，进而勾勒轻微与更轻微之轮廓的努力将会落空。但该案法院的处理结论是应予撤销而非确认无效，似乎有违新法第75条。

重大且明显程序违法的，导致行政行为无效。而在认定行政主体自行实施了有意义的补正时，应秉持严格立场。例如，在任丘市城内公共汽车公司诉任丘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行政处罚案中，最高院行政审判庭归纳的裁判要旨显示：行政主体未尝试其他送达方式而径行通过公告送达方式送达行政处罚决定的，视为未送达。参见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编：《中国行政审判案例》（第3卷），中国法制出版社2013年版，第38页。对当事人而言，一个有意义的补正措施能够重新建构行政程序进行中的应有状态。

[12]参见林莉红主编：《行政法治的理想与现实——〈行政诉讼法〉实施状况实证研究报告》，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7页。这里遭受的质疑是，当违反法定程序之行政行为存在违反程度轻微结论依然正确或无损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情形时，若一味适用撤销判决，恐怕有损行政效率、陷入程序空转的泥潭。但是这种转型的和平性也意味着妥协性，即对于种族隔离时代造成的国家内部严重的贫富差距和种族歧视现象，南非新宪法在判定其与宪法精神和价值存在着冲突的同时，又承认一时无法完全消除这种现象，而需要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改变。

卢梭则坦诚得多，他承认：尽管这些条款也许从来就不曾正式被人宣告过，然而它们在普天之下都是同样的，在普天之下都是为人所默认或者公认的。例如，从确权根本法的思想出发，基本权利的首要功能不再只是限制国家权力的扩张，而同样是一种确认描绘功能。当宪法以法律系统最高法的身份作用于政治系统时，与作为限权根本法的自由主义宪法不同，作为确权根本法的宪法不是由外至内，或者由上至下地限制政治系统中的人民的自我决定权，而是帮助人民更好地思考自己的发展方向，使得人民与国家的发展更加理性。为了让中国宪法更好发挥其功能、更好揭示中国宪法的根本法内涵，人们可能需要回到宪法作为根本法这一源头性概念之处，分析中国宪法与传统宪法范式的相似与不同之处，中国宪法的独特品性，以及从这种独特品性中可以推导出的新的宪法范式，以此更好地理解中国宪法、实施中国宪法。

面对这一历史背景，如果人们认为宪法因为是组织法所以才是根本法，那么人们是否可以从中国国家组织制度的变动中，推导出作为根本法的中国宪法也发生了变化。但是当宪法表述的是中国人民的诉求之后，一旦某项法律规范或者当事人的某种行为被判定违宪，那么这些违宪现象或者行为，就可能被解读成抵触整个人民的价值追求，而不只是这些规范或者当事人对宪法个别条款的理解错误。

与转型宪法一样，作为确权法的中国宪法也会适用于社会生活之中，成为社会生活的根本法，以不断塑造中国宪法期许的中国社会。[44] 例如见1978年宪法第18条：国家依照法律剥夺没有改造好的地主、富农、反动资本家的政治权利，同时给以生活出路，使他们在劳动中改造成为守法的自食其力的公民。[41] 例如《共同纲领》第3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取消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的国家所有，有步骤地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保护国家的公共财产和合作社的财产，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发展新民主主义的人民经济，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借用自由主义限权法的思路来解读中国宪法的根本法地位与内涵，会出现解释力不足的情况。

相反，此时与人民相对应的，不再是敌人，而是群众。对于任何一部成文宪法来说，缺乏这些形式特征将无法证明其作为根本法的特殊地位。中国宪法的历史起源背景与自由主义宪法有着巨大差别，这种巨大差别很可能会使得中国宪法在借鉴、引用自由主义宪法的思想，尤其是其限权根本法观时，面对一定的障碍。[25]在这种立宪建国的过程中，社会也会成为改革者利用宪法来改造的对象之一。

[14] Edward Corwin, The Higher Law Background of American Constitutional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5, p.31-39.[15] 胡玉鸿：《天赋人权论自洽性之商榷》，《现代法学》2021年第4期。社会改造的目的已经完成，在国家的社会生活中，不再存在着与中国宪法有根本抵触的制度或者社会现象。

宪法处理的是法制实践中的问题，解决问题时采取的是法制手段，这是将宪法制度与其他制度区分开来的一个重要前提。这种对同一性的内在追求，会使得宪法在政治系统内部也会发挥出引导政治权力运作的功能。

转型宪法的代表或许是转型宪法概念的发源地南非的宪法。宪法赋予了国家权力，按照规定在宪法中的价值、原则和规定，以宪法规定的方式和手段，对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进行全面改造，以推动国家和社会的有效转型，最终实现这些宪法价值、原则和规定。尤其对于那些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低、基础薄弱的国家来说，让国家退出社会生活领域，由社会自治地解决自己的内部矛盾，这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国家治理思想。资产阶级革命催生了现代宪法。（三）中国宪法与转型宪法的根本差别八二宪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几部宪法文件存在一个重大区别，即八二宪法不再强调敌我矛盾。[38]这种态度转变也表明，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看法，会更多的是制宪、行宪者主观选择的结果，不一定是国家真实发展状态的必然反映。

中国宪法与作为社会改造根本法的转型宪法具有一定的类似性，这种类似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几部宪法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但是对于现行的八二宪法来说，中国宪法与转型宪法还是具有根本差别。相对于限权根本法、赋权根本法，确权根本法范式中的人民是活跃的，在理念世界中有可能处于不断的变动状态。

中国宪法或许无法直接套用自由主义宪法和转型宪法的制度设计与运作逻辑，但是中国宪法无法回避处理这两种宪法范式处理的问题、发挥的制度功能，例如确定国家权力的范围、实现公民基本权利。回顾前文对中国宪法发展史的讨论，人们可以看到中国宪法与转型宪法分享了许多相似之处。

所以，作为确权根本法的中国宪法，不仅不应排斥对合宪性问题的讨论，反而应当鼓励这些讨论以制度化的方式，尤其是以合宪性审查的方式展开，使得理念中的宪法、人民与国家，在现实世界中不断丰满和完善自己的形象、扩张自己的概念外延。但是自由主义宪法不认为，国家介入社会生活来解决这些问题会带来预期的结果。

 摘要: 对中国宪法的根本法内涵的理解，最终需要从其内容特征出发。但是对于一些在转型初期，市场经济制度还非常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市场与社会自愈的能力就非常虚弱，自愈的期待更多的是一种强人所难。例如对于人口老化问题，可以采取政治手段鼓励政治先进分子多生多育、采取经济手段降低养育成本、采取教育手段培养有利生育的社会文化，也可以采取法制手段保护生育者权利以加强生育者对未来的积极预期。与此形成对照，在目前八二宪法实施语境中，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完成，人们很难主张还存在着制度化、社会根本结构中的违宪事实。

此时，无论赋予任何国家机关这种判断权，它都会极度小心谨慎，甚至怠于行使判断权。基础规范的内容是由事实决定的。

宪法处理这些问题时，采取的法制手段不仅具有法制手段的共性，也有宪法的独特性。在解释1954年宪法的规定为什么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置于国家机构一章之后时，田家英也解释说：公民的权利是在政治制度中产生的，并且前边已经讲过，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把公民的权利放在后边，并不会贬低公民的地位。

结合以上两种定义，本文认为，作为根本法的中国宪法，是中国法律制度中居于根本地位、推动整个法律制度发展的法律。[23]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45页。

宪法文件成为了这群人记录他们追求的理想共同体、理想人民形象的文字载体，国家的目的就是通过各种政治与法律手段去更好地落实这种人民形象。从这种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的宪法实施语境中，国家与社会从宪法颁布之时就是无法分离的，[24]两者的密切关系也与中国宪法的诞生背景密切相关。但是在人类到目前为止的真实历史发展过程中，还没有发生过一个共同体的所有成员订立社会契约，然后根据这份契约建立国家的真实事件。例如《宪法》第42条规定：国家通过各种途径，创造劳动就业条件，加强劳动保护，改善劳动条件，并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提高劳动报酬和福利待遇。

 注释:[1] 《现代汉语词典》对根本一词的定义，当根本是名词时，它是事物的根源或最重要的部分，当根本是形容词时，它是主要的、重要的。理念中的人民形象在现实中的实现，正是通过这些不同当事人的共同参与、共同讨论来实现的。

相对于基本权利宪法权利这些概念，人权这一概念与自由主义限权法的基本思想联系更紧密，影响力更广泛。[53]在其他接受了转型宪法思想的国家，这种以法院为中心的司法能动主义，也是这些国家宪法实施中的一个标志性现象。

[52]在获得这种宪法授权后，在印度的许多公共利益诉讼中，法院的确扮演了社会公共利益代表的角色。实际上，不仅中国，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同样没有分享自由主义宪法的历史起源背景。